德国社会—现代化，多元化，开放型
在德国生活着近8300万人，它是欧洲联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德国是一个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国家，它的社会具有生活方式多元化和民俗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共同生活的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个体的自由空间得到了扩展，传统的性别角色分配模式被打破。虽然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化，家庭依然是最重要的社会元素，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非常密切。
家庭
家庭依然是人们首要的、优先的社会团体 ，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之一。它作为生活中心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是得到了加强而并非遭到削弱。对于近90％的人口来说，家庭排在他们个人优先级的首位，就是在年轻人当中，它也倍受推崇：12至26岁的年轻人中有70％认为，人有了家庭才会幸福。
但是，随着社会变迁，对家庭以及家庭结构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在传统的市民家庭中，一对缔结永久婚约的夫妇以严格的角色划分供养多个子女：父亲作为就业者负担家庭生活，母亲是家庭主妇。这种“赡养者模式”还依然存在的，例如在社会底层，在移民当中，或者一段时间内存在，如当子女尚年幼的时候，但是它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
共同生活的形式也变得相当多样化。在各种家庭形式之间进行选择亦或是完全放弃家庭的自由度得到了拓展。这与女性作用的改变不无关系：
如今约60％的母亲都是职业妇女，家庭变小了，独生子女家庭比有三个或者更多子女的家庭显得更多一些，两个子女的家庭最为典型，已婚或者独身没有子女的情况日益增多。1965年出生的女性中将近每三个就有一个至今尚无子女。
不仅是生活方式，基本道德观念也经历了变迁。对伴侣的忠诚仍旧是一个重要的价值，不过，长期专注于一个生活共同体的标准有所松动，而对于伴侣关系质量的要求却提高了。这是前几年缔结的婚姻关系中约有40％现在又重新解除的原因之一。通常会再次结婚或结成伴侣关系。非婚的生活共同体也明显增多。
尤其在年轻人当中，或是刚刚经历了失败的婚姻，“无证婚姻”很受欢迎，因此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也随之上升：在西部德国有足足五分之一、在东部德国有半数以上的儿童都是非婚生的。这一变迁的后果之一是过继家庭和独立抚养子女者增多：所有有子女的生活共同体中有五分之一都是单亲家庭。
家庭内部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间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通常都非常好，而且其特征不再是顺从、隶属和依附，而更多是参与决定和平等、支持、关照和独立性教育。
三代人组成的家庭在极少数情况下还会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以及祖父母和孙辈之间感情深厚。
女性与男性
《基本法》所要求的女性平等权利在德国以及其他现代社会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教育领域，女孩不仅赶上、而且目前甚至超过了男孩。在教育水平最高的文理中学，女孩占毕业生的57%；年轻女性占大学新生的比例近54％。2004年顺利通过毕业考试的培训生中有44％的年轻女性。
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职业，在西部德国目前有65％的女性就业，东部德国有73％。男性通常都从事全职工作，而女性尤其是那些子女尚幼的女性经常从事部分时间工作。
在工资和薪酬方面依旧存在性别差异：比如女工的工资只有男同事的74％，女职员的收入只有71％。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女性通常在较低因而收入较差的岗位上工作。即便是她们如今越来越多地进入职业世界的顶级岗位，但依然还会碰到极大的事业障碍。因此，尽管大学生中有近半数是女性，但大学里只有三分之一的女科研人员，教授中只有14％是女性。
职业升迁的主要障碍在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家务分工改变不大。在75% 至90％的家庭中，传统家务劳动的核心部分，即洗衣、擦地、做饭等，都是由女性完成的。虽然80％的父亲都愿意与子女度过更多时间，但女性即便是职业女性在照管子女方面投入的时间是配偶的两倍。56%希望要孩子的男性虽然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在孩子出生后休假在家照看孩子，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父亲，只有不到5％。与此相反，在瑞典有36％的父亲使用了这项权利。
女性目前已经跻身政界，在社民党和基民盟这两大政党中，分别有近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成员是女性。值得一提的是，联邦议院中的女性比例也有所发展：1980年女性只占议会议员的8％，2005年这一比例达到近32％。同年安格拉·默克尔成为首位联邦女总理。
青少年
 除了作用日趋重要的同龄人群体之外，年轻人的中心关联团体就是家庭。以前从未有这么多青少年像现在这样在父母家里呆这么长的时间：18至21岁青少年当中，81％的男孩和71％的女孩与父母同住。几乎所有12至29岁的青少年都表示与父母的关系很好，充满信任。
呆在家庭里的时间趋长的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明显上升。目前，同龄人当中有37％就读大学，只有约十分之一的人没有接受完职业教育就辍学。教育体制中的问题群体尤其是那些社会弱势阶层和移民家庭出身的年轻人。
与以前几代年轻人相比，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实际了，他们不仅与父母一辈关系良好，而且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和谐：八十年代消极悲观的抗议和淡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积极乐观的实用主义。如今的年轻一代注重成功，乐于付出。他们的生活信念可以概括为“追求事业而非遁世出局”。
与通常情况一样，在传统的左派右派模式中，年轻人总是定位在整个民众偏左的位置，但是他们极少信奉极端的政治立场。与此相反，他们非常愿意参与社会活动。所以青少年中约有四分之三的人致力于维护社会福利与生态利益，为需要帮助的老人，为生态与动物保护，为穷人、移民和残疾人服务，而对政治、政党和工会的兴趣逐渐减退。12至25岁的人当中只有30％还表现出了政治兴趣，而在年轻的成年人和大学生当中这一比例要高得多，分别达到44％和64％。
老年人
在德国，大约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超过60岁。由于出生率长期以来保持低水平，期望寿命持续延长，德国社会成为继日本和意大利之后世界上老年人比例第三高的国家。老年人的生活形式和生活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大幅度的改变。如今，绝大多数老年人独居在家，他们大都生活在子女附近，与之保持了频繁的社会联系。小于75岁或80岁的“年轻的老人”大部分身体也足够健康，可以继续过着目标明确的独立生活，积极安排自己的空余时间。
老一代人在经济方面进一步得到保障：1957年的养老改革逐渐使退休人员完全参与享受社会福利。如今他们甚至有能力支持子女建设自己的家庭。老年贫困现象尚未完全根治，但是老年人的贫困风险低于其他年龄组。
东部德国的退休人员现状也很好，他们属于两德统一的赢家，他们当中许多人曾生活在东德的边缘困境之中，如今得到了解放。他们眼下的收入接近东部德国的平均水平，对收入的满意度也明显高于60岁以下的东部德国人。
移民 与 融入
自从五十年代的战后腾飞开始，德国经济一直依赖劳务移民。当时所谓的“客籍劳工”现在大部分都回到了南欧和东南欧的祖国，但是也有许多人留在德国生活与工作。留下来的还有许多后来移民来的土耳其人。这样以来，德国逐渐从一个客籍劳工国发展成为一个有着移民调控政策的国家。
移民中的第二大群体是德裔的 外迁人口 ，他们世代生活在前苏联加盟国、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之后加快了返回德国的趋势。
这两大移民群体使得八十年代德国人口的人均移民数量甚至远远高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典型的移民国家。德国生活着七百多万 外国人 , 这是人口的近百分之九，此外还包括约150万以前的、已经入籍的外国人和约450万外迁人口。这意味着，大约每六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移民， 或者是来自移民家庭。约95％的外国人生活在西部德国，主要是生活在那里的大城市里。在有些地方，外国人甚至占总人口的30％以上。
在外国人当中，土耳其籍人为180万人，是最大的群体。意大利人（550000人）、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的移民（略多于500000人）、希腊人（320000人）也非常之多，接下来是克罗地亚人、俄罗斯人、波斯尼亚人、乌克兰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一百多万人是难民。
许多劳工移民从事非熟练工作，因为德国一度特别招募简单工作的劳动力。有些人做专业技工，只有少数人就业于资历要求较高的职业。有研究结果显示，德国的移民家庭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或者改善经济状况还是相当困难。
尽管如此，在移民的融入问题上，最近二十年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法律上减低了获得德国国籍的难度，移民和德国人之间的接触更频繁了，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接受程度提高了。随着新《移民法》的颁布，首次出台了涵盖所有移民政策领域广泛的法律规章，从面向劳动力市场的移民、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移民到融入问题等。然而，移民仍是对政治和社会提出的挑战，人们集中致力于努力改善德语知识、为移民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并采取措施，预防所谓的“平行社会”和“种族聚居的贫民窟”。
社会保障
共同富裕与社会公正：这是当时曾任联邦经济部长的路德维希·艾哈德 于五十年代后期在德国确立社会市场经济 体制时所制定的目标。“德国模式”发展为一部成功史，成为许多国家的楷模。这一成功的一大基础是德国广泛的 社会福利体制。德国拥有编织得最为紧密的社会福利网络之一，27.4％的国内生产总值流向公共社会福利支出。作为比较：美国投资这一领域的比例为14.7%，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为20.4%。由医疗、养老、事故、护理和失业保险组成的广泛网络保护人们免于承受生存风险带来的财政后果。此外，该社会福利网络还包括其他由税收承担的福利，包括家庭福利条件平衡（子女抚养费，纳税优惠）以及退休人员和持续无工作能力者的基本保障等。德国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福利国家 ，把所有公民的社会保障 视为首要任务。
各项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德国的传统可追溯到工业化时代。帝国首相 奥托×冯×俾斯麦于19世纪后期奠定了国家社会保险的基点；在他的领导下，事故与医疗保险法以及伤残和养老保险法问世。当时只有1/10的人口受益于该项立法，而如今德国近90％的人受其保护。
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这一社会福利网络得到扩建，同时更加细化；1927年出台了一种应对失业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的保险，1995年又补充了 护理保险。21世纪则要求对社保体制进行根本的结构性重新定位，尤其是考虑到其给付的可持续性：老年人占人口比例日渐增加，而出生率相对较低，加上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导致社会保障体制濒临可承载的极限。政府试图以广泛的改革直面挑战，确保后辈也能得益于社会福利网络。
卫生体制改革
德国属于国际上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各类医院、诊所和医疗设施齐全，保证了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卫生事业领域的劳动岗位超过4百万，是德国最大的就业部门。总共有11.1%的 国内生产总值 流入了卫生支出，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值还高出2.5个百分点。由于在目前卫生事业改革过程中引入的所谓《医疗支出抑制法》，德国人均医疗支出是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增长最少的：1998年到2003年间，每年实际开销增长3.8%，而经合组织的平均值是4.5%。
尽管如此，仍旧有改革的需要，以便使医疗支出的发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因此，大联合政府争取对卫生事业进行原则上的结构性改革，也是为了更好地构建医疗保险体制，使它在未来更为稳固。它们的方案：互助卫生津贴” （基民盟和基社盟）和“公民保险”（社民党），执政各党迄今对此各有构想，并不是那么容易协调一致 。联邦政府打算在2006年针对这一复杂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养老改革
养老保障也面临根本性的变革。 虽然法定 养老保险 依然是养老收入最重要的支柱，但企业和私人保障的意义也日渐加大。对此已经存在以前任社会部长瓦尔特×里斯特命名的所谓“里斯特养老”模式，可以提供税务优惠，使得资本累进的私人养老保障成为可能。出于世代间公正的原因，目前这一代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增加。
执政各党还决定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012年到2035年间，退休年龄将逐步提高，每次分别提高一个月。同时，“50以上倡议”将改善中年雇员的就业机会。
|
